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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喜歡做一名教師——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王方定院士口述實錄

上傳時間:2013-05-03   點擊次數:8236次

    編者按:

  2012年10月,我去王方定院士家中拜訪王老夫婦,談到王老是如何當選院士時,王老告訴我:“我并沒有想過當選院士,當時院里領導動員我寫申報材料,我拒絕了。后來是院領導找了一位同事幫我寫的申報材料。不想僅兩頁申報材料送到相關部門后,我很順利地在1990年當選為院士。那個時候還不叫院士,叫學部委員。事實上,我覺得院士是很崇高的崗位,我很不敢當。我所做出的成就應該屬于我們的那個團隊。”

  年過八旬的王老說:“我是一個平凡的人,幸運的是1953年我參加了中國原子彈的科研工作,我為此感到自豪!文革后,我重返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一邊做科研,一邊帶學生,這是我感到最幸福也最快樂的事情。那個時候我發現,其實我應該去做一名教師,不但應該做,而且我認為我做得也非常好。”

  通過王老及夫人的口述、記者的采訪、學生與王老之間的故事一起感受這位本沒想當院士的院士。

  80歲后

  我今年84歲,我覺得人活到80歲后,看得更開,活得更自由。如果說以前會強迫自己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那現在不會了。現在所為,都是自然而然、發自心底,愿意去做的事情。

  我現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寫好我的回憶錄,能回饋社會。讓大家能了解到當時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態。

  另一件事情就是回歸家庭。現在我的孩子們也都已經長大了,所以我只能把這種愛放在下下一代也就是我的孫子們的身上。就我個人成長來看,家庭環境、氛圍、教育對一個孩子的成長影響深遠。所以,現在我在家里自發、自覺地在思想和精神上去影響我的孫子們。希望他們也可以勤奮努力、敬業、與人為善、謙讓、低調。

  人年齡大了以后,就會特別想孩子們,希望孩子們能在身邊陪著。這種感覺我以前還沒有,從去年開始越來越強烈。現在再想想,還是覺得我對孩子們的愧疚最大。

  我的夫人是一位典型的東方淑女。這么多年,在任何困難面前從不向我抱怨,不給我任何壓力。我去青海時,夫人剛剛生過女兒,還沒滿月。我記得,當時我跟她說我要去青海工作,她聽后哭了。她哭,倒不是覺得自己委屈,而是覺得我要去那么辛苦的地方,她擔心我的身體。但她很支持我的工作。因為在她心底里這么多年里一直有一個原則,那就是要做一個正直的人,還要將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統一起來。從青海再回來探親看女兒,已經是8個月后了。

  一直到今天,我都認為我人生中最有意義的日子,就是在青海,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引爆盡了自己的微薄之力。這段時間,央視一套在播出《國家命運》,每一集我都會認真看,又一次把我帶回到那段光輝而無悔的歲月。

  青海歲月

  青海那段歲月,我還真不覺得有多苦,那個時候還年輕,困難都受得了。但再回憶那段歲月,留在記憶中最為寶貴的,是與同事們之間親密無間的關系和在那段歲月里存留下來永不磨滅的友誼。

  那個時候,大家在青海圍繞同一個項目、同一個目標,不計功名,團結一致。工作中沒有矛盾,生活中自然也融洽和諧。當廣播里報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消息,我們共同歡呼,這是我們共同的輝煌。

  正是在那段歲月里,讓我明白,一個人要做一件大事,決不是你一個人能做好的,永遠是一個團隊。但或許,最后的成就會反映在你一個人身上。其實,當時跟我一個實驗室的同事們都是無名英雄,每個人都做出了貢獻。只是因為我是研究室主任,最后貢獻都集中在我身上,這也正是我為何沒想去當選院士,或當選院士后我不太愿意參加一些跟我專業無關的社會活動的原因,我一直都認為這成就應該屬于大家。

  我們之間的友誼,像在一個戰場上從一個戰壕里爬出來的兄弟們一樣,近乎骨肉關系。一直到現在,我們還保持聯系,現在年齡大了,走動不便,就通過電話、電子郵件聯絡。問候彼此的近況,也會共同懷念那段難忘而寶貴的歲月。

  人一輩子有一個好朋友都很難,而我就是在那個時候,結交下來若干個好朋友。這是那段歲月留給我最寶貴的財富。之所以有這般友誼,我想最大的原因還是當時大家都不計功名,我們在一起只有一個信念:那個時候,我們國家剛剛解放,我們一腔熱血地要為新中國的科研工作做出自己的一點貢獻。而我們那代人愛國、愛黨的精神在我們小的時候就已經植入體內。

  小時候

  我生在沈陽,“九一八”事變后,隨父母逃到上海。四年級以后又到了四川。整個童年都是在戰爭的水深火熱中度過的。那個時候就覺得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讓人民翻身、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使中國強大。對我而言,愛國、愛黨的信念是在那個時代大背景下自然而然植入心里的。

  我父親是上海兵工廠的一名工程師,母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婦女。父親希望我能好好讀書、為人誠實、謙虛謹慎。他對我的教育不是說教,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一點一滴的言行影響我。他經常回到家里跟我講,他單位同事們里面某伯伯家里的哪個小孩子怎樣懂事、怎樣愛讀書等等。我聽了以后,就會覺得父親也希望我跟他們一樣,我就努力去做到。

  我的母親受我外祖父影響,她關心時政也熱愛文學。記憶里,母親總會帶著我去看一些進步的話劇。比如《欽差大臣》、《太平天國》、《阿Q正傳》、《駱駝祥子》等等。母親還訂閱一些雜志給我看。上個世紀40年代的時候,有一本雜志叫《觀察》,我最初讀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就是在那本雜志里讀到的。在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母親就為我買來大學的國文教本給我看。

  受母親影響,我大學之前最大的興趣愛好就是讀小說。三年級開始讀《三國演義》等中國名著,到了初中我就已經開始讀外國文學了。可惜的是,大學功課緊張就沒時間再讀小說,再后來參加工作就更忙。現在想來,讀小說這個愛好在科研工作上,很難說對我有什么具體影響。但這個愛好,卻擴展了我人生的閱歷,使得我看很多問題能站得更高一點、更有哲理一點。比如說看人吧,我不會把人只分為好人或壞人兩種。我看待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們,覺得都是好人,沒什么壞人。只是每個人的性格不同,有的人性格跟你合拍,有的人性格跟你不合拍。但跟你性格不合拍的人,也不能算壞人。品質和性格是兩碼事。這種認識會幫助我不管跟誰合作,都能夠好好相處。

  我最初的理想是當一名醫生。我外祖父就是一名醫生,所以母親很希望我長大后也成為一名醫生,可以救死扶傷。但我父親還是希望我能選擇化工專業,服務國家建設。我后來還是聽從了父親對我的建議

  我的大學

  我最初對化工并不是很感興趣,但我覺得興趣也都是培養出來的。即便是沒有興趣,一頭扎進去也就有興趣了。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都如此。小孩子們都喜歡探索、研究未知的領域,慢慢培養都會產生興趣。我上大學之前大多時間是在讀小說、看話劇。到了大學后才開始接觸化學實驗,不像我們班上的很多同學,在小時候就已經開始做實驗了。好在我高中的時候受父親的影響,對化學知識還是有一些了解。家里有很多化學專業方面的書籍,我高中的時候就已經翻著看了很多。家中來來往往的父親的朋友們都是化工領域的工程師,他們在家里探討學術的時候,我特別愛搬個板凳坐在一邊聽。他們的談話對我影響很深遠,所以大學里我的功課也很優秀。

  大學里,我最大的收獲并不是知識的積累,而是我改變了之前的單純的技術觀點。大學之前,我接受的家庭教育是單一的,就是踏實做人、認真讀書。上大學后,我開始關心政治、積極參加校園活動,在活動中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也就是說,開始從對知識的探索轉化為對人的工作、做學生工作。就是在大學里,我加入了共青團,擔任團支部書記,還被老師譽為又紅又專。

  與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結緣

  大學畢業之后,我有幸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也就是現在的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當時的所長是錢三強老先生。那幾年里對我的影響,一個是為我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扎實的專業基礎,另一個就是在錢三強夫婦等先生的帶領下,培養了我們的科研態度和精神。

  錢先生對我們的培養是從基礎抓起的。那個時候還沒有原子能專業,我們同屆畢業的13個人里,剛分配到科學院,各有各的專業。錢先生就把我們送到北大物理系,跟大四的學生一起上課。為我們上課的老師是當時北大物理系主任褚圣麟先生,到期末我們也要跟大四的學生一起參加考試。我還記得,當時大家學習的熱情都非常高,考試成績出來,我們13個人里有12個人考了5分(滿分),只有一個老兄考了4分,這位老兄回到所里還痛哭了一通。

  經過了兩、三年的基礎學習,錢先生讓我們逐漸從理論轉到實驗階段,在實驗室里跟著老前輩做實驗、研究課題。前輩們那種對科學的癡迷和嚴謹、踏實、認真的科研精神對我影響至今。那個時候,他們為我們修改報告,一個字一個字改。“文革”后我再回原子能院,也開始帶學生,我就把前輩們這種全心全意的科研精神又傳遞給了我的學生。

  重返原子能院

  我從青海回到九院后,“文革”就開始了,科研工作也就停了下來。“文革”的那段歲月里,讓我堅持下來的信仰,就是我從入黨那天起對黨的信任。那個時候我就在想,我們黨會不斷地完善,“文革”會過去的。事實證明,我當時的想法是對的。剛開始我的夫人在書信里也不斷鼓勵我,后來書信中斷,我們也失去了聯系。在最難的時候,老子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一辯證的哲理成為了我的力量。

  “文革”后,我重返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回來后,我一邊做科研,一邊帶學生。那時候我才發現,其實我應該去做一名教師。做教師帶學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樂的事情。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一直做教師做了30年。

  我覺得帶學生比搞科研更有興趣。科研成果,做完了就完了,可是帶學生不一樣。我是一個不太喜歡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人。學生們跟老師的情感都是很真摯的,所以我特別珍惜這種真情。學生一輩子都是我的學生,每年都會來看我。而且隨著他們的成長會帶給我不斷的驚喜。這個學生今天跟我說他做出了什么成果,那個學生明天跟我講自己在科研上有什么創新,我聽了以后特別滿足和幸福。這種學生們在其成長路上給我不斷地回饋,是我最愉快的精神享受。

  現在,我最想跟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們說,我覺得我們國家的“斷代”現象,已經被下面的一代接上了,而且接得還不錯。現在40歲的那代人接60歲的那一代,我覺得接得很好,我們也放心了。我們不能拿以前我們那代人的標準再來要求他們,什么不計功名利祿之類。只要他們安于現狀,在國家為他們提供的科研條件、生活條件下兢兢業業,把工作做好就很好了。 (轉載核工業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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